根据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GBD）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范围内新发脑卒中约1 222万人（发病率为157.99/10万），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例约394万（发病率为276.67/10万），其中55岁以上人群新发脑卒中人数已从2010年的229万人（发病率为874.87/10万）升至2019年的323万人（发病率为918.56/10万）^［1］。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展与各种危险因素的广泛暴露，我国脑卒中发病率持续上升，目前已位居世界前列。与此同时，脑卒中作为我国成年人致死致残的首要原因，其高发病率、高致残率和高病死率等特点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2-3］，目前已成为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

体力活动（physical activity）于1985年被定义为由骨骼肌活动所产生的任何消耗能量的身体运动^［4］，是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多项研究^［5-8］表明，体力活动不足已被确定为脑卒中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增加体力活动可以预防脑卒中的发生与发展。世界卫生组织（WHO）声明，每周至少进行150 min的中等强度体力活动或每周至少75 min的高强度体力活动或两者的等效组合，可以获得显著的健康益处^［9］。

然而，尽管体力活动具有各种已知的益处，但规律进行体育锻炼的人群比例仍然很低，全球约1/3的成年人达不到指南推荐的体力活动量^［10］。其中，对于老年群体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及身体活动能力的逐渐减弱，能够选择的体力活动形式和强度也相应受限。与此同时，由于缺乏对健康活动量的认知，老年人群可能无法选择适合自己的活动量，从而无法充分获得体力活动所带来的健康益处。此外，目前的体力活动指南主要适用于18岁以上的成年人，聚焦于老年群体以及老年脑卒中患者的运动建议较少，现有的体力活动指南是否适用于老年人群，体力活动推荐量是否能转化为老年人群的心脑血管健康益处，尚不清楚。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探索适合老年人的体力活动类型、强度和频率，并明确其对心脑血管健康的益处与脑卒中的关系，以更好地指导老年人进行体力活动。

本研究基于前期建立的上海社区老年人群队列基线调查数据，将社区老年人分为脑卒中人群与非脑卒中人群，分析两者的基线信息、生活行为方式与体力活动特征及其差异性，探讨脑卒中与体力活动之间的关联，为建设适用于在社区推广的个性化运动健康管理方案打下基础，为进一步制定规范的老年人群运动指南提供建议与参考依据。

从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建立医联体合作模式的上海市24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截至2018年12月）中随机选取4家（合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金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金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潍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选择符合条件的研究对象纳入队列基线收集工作，建立上海社区老年人群队列（临床试验注册号：ClinicalTrials.gov NCT04517513）。基线数据收集工作已于2019年2月—8月完成，具体队列研究设计详见参考文献［11］。

队列成员入选标准：① 年龄≥60岁，在当地居住满5年，具有当地社会保障身份。② 无严重身体残疾，意识清楚，能正常交流。③ 自愿参与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同意获取其健康状况信息。④ 疾病及死亡属当地卫生部门管理。排除标准：① 暂住居民及流动人口。② 存在严重健康状况且无法参加调查者。③ 不愿意接受项目后续检查者。

本研究基线数据由经过系统培训的调查人员采用问卷形式通过面对面访谈的方式进行收集。问卷内容包括一般人口统计学特征，如性别、年龄、民族、最高文化程度、退休前职业、自我报告既往疾病史^［11］等。获取的数据均由三级质控员根据质量质控流程进行校对与复核，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准确性。

采用国际体力活动调查表（International Physical Activity Questionnaire，IPAQ），对研究对象过去1周与交通、家务和运动相关的体力活动状况进行调查。该问卷已广泛应用于多个国家不同人群的体力活动测量，具有良好的重测信度和效度^［12-13］。

IPAQ以代谢当量值（metabolic equivalent，MET）作为计量单位，MET表示一个人在活动状态下相对于静息代谢状态的能量消耗水平。体力活动强度参考体力活动属性分类及MET赋值将其分为低强度、中等强度（例如快步走、游泳、乒乓球、台球、排球、太极、舞剑、羽毛球、滑板、瑜伽、交谊舞、骑自行车等）、高强度（即剧烈运动，例如跑步、足球、篮球、网球、拳击、攀岩、跳绳等）3个等级，并通过公式计算出1周总体力活动量^［14］：每周体力活动量（MET-min/周）=MET值×每日体力活动时间（min/d）×每周活动的天数（d/周）。

根据国际体力活动委员会推荐的分级标准将个体体力活动水平分为低、中、高3个等级。其中，高体力活动水平定义为须满足以下标准中的1条：① 1周各类高强度体力活动合计≥3 d，且总体力活动水平≥1 500 MET-min/周。② 1周3种强度体力活动合计≥7 d，且总体力活动水平≥3 000 MET-min/周。中体力活动水平定义为须满足以下标准中的1条：① 每日至少20 min各类高强度体力活动，1周合计≥3 d。② 每日至少30 min各类中等强度活动，1周合计≥5 d。③ 1周3种强度体力活动合计≥5 d，且总体力活动水平≥600 MET-min/周。低体力活动水平定义为没有报告任何活动或报告了一些活动，但尚不满足上述中、高体力活动水平的标准。

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评估研究对象的睡眠质量。根据“近1个月，总的来说，您认为自己的睡眠质量如何”的答复情况，将研究对象自我报告的睡眠质量分为很好、较好、较差和很差4种情况。

焦虑状况：采用7项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GAD-7）进行评估。GAD-7量表总分范围为0~21分，0~4分为无焦虑症状，5~9分为轻度焦虑症状，10~14分为中度焦虑症状，15分及以上为重度焦虑症状。本研究将“中度焦虑症状”和“重度焦虑症状”合并为“中、重度焦虑症状”。

抑郁状况：采用患者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PHQ-9）进行评估。PHQ-9量表总分范围为0~27分，0~4分为无抑郁症状，5~7分为有抑郁倾向，8~9分为可能有轻度抑郁，10~14分为可能有中度抑郁，15~19分为可能有中重度抑郁，20~27分为可能有重度抑郁。本研究将“有抑郁倾向”和“可能有轻度抑郁”合并为“轻度抑郁”，将“可能有中度抑郁”“可能有中重度抑郁”和“可能有重度抑郁”合并为“中、重度抑郁”。

由所在卫生服务中心的临床职业医师进行，检查内容包括身高、体质量、血压、腰围、臀围、听力、视力、内外科常规项目以及胸片、心电图、B超、颈动脉超声等影像学检查。

使用Access 2021数据库管理软件进行数据录入与稽查，使用SPSS 25.0和SAS 9.4进行计算机逻辑校对。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以脑卒中组为基准，按2∶1的比例对非脑卒中组（对照组）、脑卒中组进行年龄和性别匹配。采用最邻近匹配法，卡钳值设为0.20，PSM后非脑卒中组1 984人，脑卒中组992人。定性资料采用频数及百分比进行统计描述，通过χ²检验进行组间差异比较；定量资料进行正态性检验，满足正态分布时以x±s表示，若不满足正态性则用M（Q₁，Q₃）进行统计描述，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或Kruskal-Wallis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用于探讨体力活动及其类型、强度与脑卒中的关联。采用SPSS 27.0软件进行数据清洗和分析。所有的统计学检验均采用双侧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本研究共纳入17 948名对象，其中男性8 268名（占46.1%），女性9 680名（占53.9%）。根据自我报告是否有脑卒中史，将对象分为脑卒中组（993人，占5.5%）和非脑卒中组（16 955人，占94.5%）。分析结果发现，脑卒中组和非脑卒中组在年龄、性别、文化程度、退休前职业、腰围、体质量指数（BMI）、睡眠状况与心理状态方面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表1）。脑卒中组腰围异常的比例较高（42.2% vs 34.3%），超重（42.5%）、肥胖（17.5%）的比例高于非脑卒中组（分别为41.3%和14.5%），具有焦虑/抑郁症状的比例更高。在自报患病情况中，脑卒中人群罹患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冠心病、心房颤动、心力衰竭、慢性胃炎的比例均高于非脑卒中人群（均P<0.001）。

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后，非脑卒中组1 984人（66.7%），脑卒中组992人（33.3%）。两组的年龄、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文化程度、退休前职业、腰围、BMI、睡眠状况、心理状态与患病史差异仍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后续的研究将在PSM匹配后的人群间进行比较。

不同性别的2组成员体力活动分析结果见表2。在运动方面，仅女性脑卒中人群每日中等强度运动时间≤45 min的比例显著高于女性非脑卒中人群，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2）；对于其他指标，男性或女性脑卒中组与非脑卒中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在交通活动方面，女性非脑卒中组1周的骑行天数更多、每日骑行时间更长，而步行天数>3 d的比例（53.9%）则较脑卒中组（58.2%）低，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男性和女性脑卒中组1周做家务天数以及每日做家务时间相较于非脑卒中组均处于较低水平，而每日久坐时间处于较高水平，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0）。在体力活动水平方面，脑卒中组达到中、高水平（男84.0%，女89.8%）的比例均低于非脑卒中组（男91.9%，女95.7%），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0）。

将脑卒中和非脑卒中老年人的运动、交通、家务相关的体力活动参与情况及久坐情况纳入Logistic回归模型，同时经过模型优化，校正性别、年龄、职业、焦虑症状、高脂血症史、心房颤动史、慢性胃炎史、髋臀骨折史，观察脑卒中对多种体力活动参与情况的影响，结果见表3。

在运动方面，与不运动的老年人群比例分布相比，非脑卒中人群参与中等强度和/或剧烈运动的比例较脑卒中人群高（36.4% vs 33.9%），尤其以中等强度运动和剧烈运动相结合的运动形式参与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OR值为0.33（95%CI 0.12~0.89）。

进一步按1周运动天数和每日运动时间分层比较2组人群参与情况。剧烈运动方面，脑卒中组参与水平较低：脑卒中组1周进行剧烈运动天数>5 d的OR值为0.40（95%CI 0.18~0.87），同时每日剧烈运动时间>30 min的OR值为0.37（95%CI 0.16~0.9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在中等强度运动与交通活动方面，脑卒中与非脑卒中人群参与情况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在家务劳动方面，从1周进行家务劳动的天数与时长来看，与不做家务的人群相比，脑卒中人群1周进行家务劳动的比例较非脑卒中人群低，OR及95%CI均小于1。

在静态活动方面，与每日久坐时长≤120 min的老年人群比例相比，脑卒中组每日久坐时间>180 min的比例较高，OR值分别为1.44（95%CI 1.15~1.80）和2.08（95%CI 1.61~2.68）。

在体力活动水平方面，与非脑卒中人群（94.1%）相比，脑卒中人群在中、高活动水平的比例（87.3%）较低，OR值分别为0.53（95%CI 0.38~0.47）和0.41（95%CI 0.29~0.58）。

本研究基于上海市大样本老年人群队列基线数据，经过倾向性评分匹配了年龄与性别后，结果发现脑卒中人群腰围异常与合并其他疾病（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冠心病、心房颤动、心力衰竭、慢性胃炎）的比例显著高于非脑卒中组。同时，有脑卒中史的老年人群达到超重、肥胖的比例更高，自报睡眠状况较差，更容易检出焦虑、抑郁症状。

在体力活动方面，脑卒中人群参加与运动及家务劳动相关的体力活动行为的比例较非脑卒中组低；与以往多项研究^［15-17］结果一致。本研究还发现，在运动方面，非脑卒中人群同时参与中等强度运动和剧烈运动的比例较脑卒中人群高。一项纳入30项运动干预随机对照试验的系统综述^［18］显示，结合阻力和有氧运动的干预似乎比单独的有氧运动干预对提高健康生活质量有更大的好处。这也提示，除了关注运动强度与时间，两者运动形式组合的方式可能是更佳的运动方案。

在本研究中，脑卒中人群1周进行剧烈运动天数>5 d的OR值为0.40（95%CI 0.18~0.87），同时每日剧烈运动时间>30 min的OR值为0.37（95%CI 0.16~0.9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中等强度运动的天数和时长与脑卒中史未发现显著关联。这可能与运动强度及体力活动水平有关。美国一项成年人队列研究^［19］显示，高水平的体力活动水平能够获得更多的健康益处，与降低死亡风险有关。然而，PELLICCIA等^［4］指出，对于心血管疾病患者，剧烈运动可能会导致心律失常甚至死亡。因此，对于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来说，尤其是有脑卒中史的老年人，运动功能可能受到影响，需要选择合适的体力活动形式，在身体允许的状态下达到最佳的健康效益。

由于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实现更高强度体力活动的能力降低，有证据^［20］表明，步行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体力活动类型。然而，在交通活动中，经校正混杂因素后，不论是骑车还是步行的出行方式，脑卒中组和非脑卒中组间均未发现显著差异。因此，与交通活动有关的体力活动与疾病之间的关系还需进一步探索。

本研究发现，不进行家务劳动的老年人中，以及低体力活动水平的人群中脑卒中人群比例更高。既往研究^［21］表明，参与家务劳动是一种健康状况的体现，家务劳动的时间可能会随着健康状况的下降而减少。德国一项研究^［22］表明，家务劳动是72~93岁社区老年人最常见的体育活动。对于脑卒中患者，将参与家务劳动作为一种运动干预措施，针对个人情况选择合适的家务类型，既可以提高对象的体力活动水平，同时也节省社会与家庭成本，是一种可行性强且可持续的运动干预策略。

在运动锻炼方面，进行规律运动的老年人仅有1 057人，而通过运动、交通活动、家务劳动3个方面计算得出的体力活动水平中，达到中、高水平的有2 732人。因此，在对人群进行体力活动评估时，除了运动锻炼，还应考虑在交通出行、家务劳动中的体力活动，尤其对老年人来说，需要扩大其在体力活动中的生活广度，支持其实现更多形式的体力活动。《中国人群身体活动指南（2021）》^［23］指出，成年人身体活动指标同样适用于老年人群，但老年人群需根据自身状况量力而行，尤其坚持对平衡能力、灵活性和柔韧性的练习，如无法达到活动推荐量，应尽可能地增加各种力所能及的身体活动。同时，指南针对慢性病患者提出“规律比强度更重要”的观点，慢性病患者在进行体力活动前应咨询医师，规律进行自身情况允许的体力活动，不强调强度，但强调规律。

已有多项流行病学研究^［24-25］表明，久坐行为是可改变的心血管疾病风险因素。一项对17 013名加拿大成年人的研究^［26］表明，与久坐时间较少的人相比，几乎一直保持久坐的人死于各种原因或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了54%。在本研究中，脑卒中人群每日久坐时间>180 min的比例较高。而且久坐的危害可能无法通过体力活动完全消除。有研究^［27］指出，久坐时间与心血管疾病风险之间显著相关，且与体力活动水平无关。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建议^［28］：所有年龄段的人群都应减少久坐时间，但由于久坐数据大多来源于自我报告^［29］，与客观测量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因此目前很难提供关于久坐的定量指导。有研究^［30］提出可通过轻体力活动中断久坐行为、采用智能设备提醒等方式对老年人群久坐行为进行干预。

本研究基于上海社区大样本人群队列，基线信息收集较为全面，具有一定的地区代表性，且聚焦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较为全面地分析了目前社区老年人的体力活动现状，在同类人群中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研究通过面对面访谈形式调查队列成员过去1周的体力情况，这是大样本队列获取体力活动数据最广泛、最常用的方法，虽然没有采用精确测量的仪器，无法避免回忆偏倚，但本研究采用的是国际体力活动量表，该量表的信度、效度已得到检验，且由经过统一严格培训的调查人员通过问答方式收集，严格遵循质控流程，最大程度地保证了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其次，基线调查时对于脑卒中患者的卒中部位、发病时间等信息未收集或收集信息不全，不能将这些因素纳入分析。之后我们将进一步在队列随访中积累新发脑卒中病例，并补充收集更多的疾病相关信息，为今后更深入研究提供可能。

综上所述，上海社区老年人群队列脑卒中患者年龄较大，合并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等慢性基础病的比例更多，参与剧烈运动及进行家务劳动的比例与频率更低、时间更短，而久坐时间更长。宜加强对老年人群，尤其是脑卒中老年人群健康生活方式的教育与管理，促其定期进行体育锻炼，且不应局限于运动锻炼，可考虑促进非休闲运动的体力活动，如家务劳动等，鼓励老年人采取更多形式的体力活动类型。